虽然大家对此早有预料，但消息传到远征军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为此震惊。
尤其是蒋浩然，震惊之余还带着点点失落，委员长对他的帮助、爱护是不可言喻的，抛开叔侄这层关系，他内心对蒋介中其实不无敬仰，委员长的丰功伟业，他比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清楚。
他虽然有其过失之处，但仍不失为民族的真正领袖，称得上“一代伟人”这个称号。
他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，领导两次北伐，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。
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两次北伐都极为成功，北伐之后，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，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基本实现了统一。
委员长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延安那位，但他的政治手腕和合纵连横之术还真是可圈可点，一盘散沙般的军队，在他的手里开始有了民族凝聚力，这对抗战来说，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，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。
北伐之后，他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，富国强民，取得了很大的成果。
委员长承继的"烂摊子"并不比1949年的历史好到哪里去。解放时期中国是一穷二白，但至少没有陈年旧债。
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却承担着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多万美元的外债。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，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，还必须将其大量的银钱花费在“统一政令，统一军令”的军阀战争之中。
他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，推行“法币政策”，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，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，同时积极清偿外债。到抗战前夕，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。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，价格超过了岛国的债券。
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、日、米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，以及米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，威信建立以后，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。
这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，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重要条件，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，没有法币，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。
虽然战火四起，但委员长一直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，北大，清华，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。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南京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，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。甚至在日寇轰炸重庆时，当局的首要任务，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，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也为将来的战争中培养了许多人才。
据史料记载，由于国民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，其深远的意义甚至影响到了周边诸国，东南亚甚至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“国语”的地区，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，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，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外上华语学校，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。这也为中国本土以后的抗战提供了大量财力人力，新加坡的“中正中学”沿用至今，这就是一个不容推翻的铁证。